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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坚韧持久防反空袭

归档日期:06-10       文本归类:反空袭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重庆作为中国的战时首都,是日本军事进攻中国的重要战略目标,成为遭受日本野蛮轰炸规模最大、次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损失最为惨重的中国城市。然而,重庆在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中始终屹立,重庆人民的意志与决心没有被日军的轰炸所摧毁,并且能在轰炸之后迅速恢复正常生活,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顽强坚持抗战直到最后胜利,这是重庆人民对于抗战的最大贡献。

  从1938年2月至1944年12月,日本侵略军对重庆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长期的无差别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重庆大轰炸”使重庆人民的生命财产和社会经济遭到空前浩劫。据档案记载,抗战期间,重庆城区、万县(今万州区)、涪陵、永川、江津、南川、綦江、奉节、巫山等32个区县均遭受日机直接轰炸。轰炸目标主要集中在重庆的政治、经济、商业中心,以及各交通要道、军事基地、空军机场,甚至包括城区的平民居住区、各类学校、医院、外国使领馆等非军事区。日机对重庆的轰炸分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38年2月到1939年1月,这一时期主要目的是对重庆进行空中侦察和试探性攻击,为后来的大规模轰炸作准备。1938年,重庆境内主城区及巴县(今巴南区)、梁山(今梁平县)、万县、合川遭到日机轰炸。到1939年初,轰炸范围扩大到璧山、南川。此阶段轰炸规模不大。

  第二阶段,从1939年5月到1941年8月,为日机对重庆实施大规模战略轰炸的主要阶段。这一时期,中国抗战处于相持阶段,日军在对正面战场进行攻击的同时,为了早日结束中国战争,凭借其强大的空中优势,先后采用“高密度轰炸”“疲劳轰炸”“无限制轰炸”等战术,对重庆城区及29个周边区县进行了大规模轰炸,造成了一系列重大惨案,震惊中外。

  第三阶段,从1941年9月到1944年12月。这一时期,日本的军事战略重心发生转移——着力于发动太平洋战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对日宣战,美国空军援华参战,打破了日军的空中优势,对日军造成直接威胁,因而日机对重庆的轰炸逐渐减少。至1944年年底,轰炸结束。

  在遭到轰炸的32个区县中,重庆主城区遭到了重点轰炸,其他区县均有不同程度的损失。根据四川省第三行政区署1941年10月对各市县遭受日机空袭情况的不完全统计,从1938年10月到1941年8月,日机3585架84次空袭重庆市(城区),投弹9877枚;其次为梁山县,日机394架空袭20次,投弹2971枚;在万县,日机299架空袭19次,投弹1059枚。另外,涪陵、奉节、合川、巫山、南川等地也遭受了较为严重的轰炸。

  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期间,重庆市直接人口伤亡共计32829人,间接人口伤亡6651人,灾民172786人,财产损失约100亿元(折合1937年价值)。

  面对日机长时间的野蛮轰炸,重庆各界人士一方面发表宣言、通电和谈话,谴责日本军阀的罪恶行径,表示其“纵使重庆全成焦土,中国人民亦必在政府领导下,与日本军阀继续搏斗,决不屈服”的决心。一方面在政府的领导、组织与扶助下,动员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积极努力地进行着积极防空(修筑各项军事工程)与消极防空(疏散市民,开凿防空洞、沟、壕、室的准备与实施工作),以保证战时首都的安全,从而展开了一场空袭与反空袭,轰炸与反轰炸的顽强斗争。

  1937年9月,蒋介石致电重庆防空司令部,饬令其负责指导、协助民众挖筑简易防空壕沟,并明确规定了防空壕须深6尺,宽2尺,上盖木板并厚加土层的要求。12月22日,由重庆防空司令部、重庆市政府、成渝铁路局等机关组成的工程人员,开始勘察重庆市防空大避难壕。从朝天门起,沿长江北岸的望龙门、储奇门、南纪门、临江门直至千厮门,他们逐步勘察、测量,一致认为:大隧道的起点处应高出长江洪水线,同时须与市区交通线联络,最后决定将大隧道的干线“划自三元庙起,中经小什字、半边街、左营街、较场口、通远门、观音岩,至两路口南区马路转拐处”。后又经详细测试、计算,重庆有史以来第一条大隧道工程,于1938年8月2日在市区公园事务所举行破土动工典礼。该隧道横贯重庆老城区的南北东西,总共有13个出入口,完工后可容纳4万余人,被誉为“当时世界各国伟大的都市防空工程之一”。而重庆广大市民和公司、银行等机构,为保障自身的生命财产,亦纷纷自发筹资开凿防空壕与避难室。

  国民政府迁渝后,拨发大批器材、资金交重庆防空司令部使用。经过各方的共同努力,重庆的防空洞工程进行得十分迅速,到1937年底,南岸地区建成简易防空壕260余所,可容纳市民3000余人;1938年2月,由重庆防空司令部组织修建的25个防空壕相继竣工,投入使用,可容纳市民3万余人;到1938年9月,重庆市区的防空洞状况是:“公家所设,有防空壕512个,可容难民63765人,私家所设,有防空壕504个,可容难民67250人。且公私两方面,现均继续建筑,其容量亦日有增加。此外,宪军警及防护工作人员之掩蔽,另有地上防空壕33个,岗警防空洞154个。至于现正开挖之防空大隧道,长约4公里,出口20处,完成后可容七八万人。本市人口,除先行疏散外,必不能走之市民,一经防空,本部必使其皆有防避之所而后已。”

  1939年,在经历日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屠杀”的“5.3”“5.4”大轰炸后,政府当局及重庆市民从血与火的屠杀中,更加认识到防空洞、大隧道、地下室在对付轰炸时的重要作用,开始了更大规模的防空洞建设。一方面,政府当局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于人口众多、机关稠密之地开凿公共防空洞,并加紧原大隧道工程的施工进度;另一方面,当局又在市民中进行广泛的宣传动员,既奖励不必留在市区的机关、团体和人员尽量疏散于乡间或邻近各县,又大力鼓励、动员、号召市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按照自建自用、共建共用的原则,大量兴建私人防空洞、防空壕或避难室。为推动防空洞的建造工作,重庆防空司令部、重庆市政府联合发起成立了“市民扩大建筑防空洞运动”,并专门组成凿洞委员会,规定防空洞、沟、壕、室的建造标准与技术要求,积极动员、鼓励、倡导、扶植市民自建或合建防空洞。

  1940年3月初开始,重庆市区内即有120处防空工程相继开工。为推动此运动的广泛、普及与深入进行,重庆防空司令部还专门制定了“扩大自建防空洞运动宣传标语”10条,广为张贴和宣传,内容如下:

  由此,一场大规模的市民自建防空洞运动便在重庆市区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数以万计的民工、石工,在以后长达2年多的时间里,或用黑色炸药在山坡上打眼放炮,或用原始工具挖沟凿洞,兴建掩体。《大公报》记者子岗在一篇题为《防空洞是谁凿成的?》报道里,对当时重庆人民修筑防空洞的情景曾描述道:

  “这一个冬天(指1939年底至1940年初),凿防空洞的工人们也并没有歇手,他们依然在冷风里从峭壁上打出洞门来,然后一点点地用炸药炸。凭着一盏小油灯,照着白粉线敲敲打打。他们没有机缘和大家诉说脚下的阴滛,别人也不会了解因为劳动而在冬天大流其汗。可是当平静下来时,要在(才知)那唯一一件棉袄里温干了这身大汗是什么滋味。”

  在重庆市民扩大自建防空洞工程的同时,政府当局也倾力于此项工作。改组后的重庆防空司令部内专门设有工程处,以负责防空洞的修筑及高射阵地的构筑事宜。他们在地址选择、工程设计、建造标准、技术要求、质量检验诸方面为市民提供方便和服务,同时在经费上给予补助。当时修筑防空洞的经费,除各工厂、机关、团体、学校及个人私建防空洞所需之款由各建造单位自己筹措外,公共防空洞、大隧道等大型工程的建筑、开凿,其所需经费的绝大部分由中央补助,极小部分由主管当局(即防空部资金保管委员会)内地方金融、工商、绅耆各界筹募。据不完全统计,自1937年12月重庆修筑防空大隧道起,至1940年4月止,中央拨发给重庆市的防空经费多达127万余元,资金保管委员会自筹资金87万余元,共计215万余元。按照1940年估计每人建筑容纳自身的防空设备需款12元计,该项款额所建筑的公共防空洞,其容量可达17万余人,加上众多的私人防空设备,到1940年2月,重庆市所有防空洞的容量可达28万余人,而当时留在重庆市区的人口大约42万人,防空洞的容量已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二。到1941年2月,重庆市区开凿完工的公共防空洞有441个,容量为19万人;私人防空洞有543个,容量达12万余人。

  与此同时,各个重要机关、工厂、商店、学校和团体,也在轰炸中吸取教训,积累经验,使得各自的疏建工作与消极防空设备逐年加强,它们将“主要工厂所有重要机械,均移入洞中工作,较大工厂则疏散分在数处开工,新厂建筑,多在较为安全区域”。这样,各工厂依托防空洞的护卫,不仅所受损失逐年降低,而且均能继续开工生产。

  当年,英国驻华大使薛穆曾由衷地赞叹到:“在空袭警报网及防空洞之供应方面,重庆真可与世界上任何城市比较而无愧色。重庆之应成为世界理想中之一项事物,实无足异。”新加坡华民政务司副司长在参观重庆返国后也发表谈话称:“代表团对于重庆防空设备之实际效率,印象极深。现重庆居民之防空洞,最为普遍,故目前日方空袭,除扰乱而外,别无价值。”

  因日机空袭而服务于战时首都的重庆人民,不仅有数以万计的民工、石工在修筑防空洞、沟、壕、室,有庞大的队伍在作有关消极防空的宣传、动员,而且还有成千上万的防护队员、救济人员以及防空洞管理人员、医护人员等直接参与了对日机轰炸的防护及对被炸难民的救济。

  重庆防护团成立于1936年10月,正副团长虽多次更替,但均由市长、警察局长分担。下设警报、交通管制、避难管制、灯火管制、消防、救护、防毒消毒、工务、配给、总务等股,另设防护、消防、救护、工务4个大队及空袭服务总队,并按行政区划,设置上城、中城、下城、新市区、江北、南岸等6个区分团,由各警察分局长及保长分任正副区团长,于街道居民、商店店员中吸收团员,进行训练。

  1939年“5.3”“5.4”大轰炸后,蒋介石以重庆市民损失惨重,手令各党团军政机关公务员组织空袭服务队,为受难同胞服务。中央、军事委员会及新生活运动总会等机关奉令后,当即举行联合会议,决定遵照蒋介石指示的原则与办法,督促各中央及地方机关等组织,成立了以中央党部及所属各部会局,包括重庆市党部在内的第1支队;国民政府及所属各院、部、会、局,包括重庆市行政系统在内的第2支队;军事委员会及所属各部、会、厅、署、局的第3支队;青年团中央团部及重庆市支团部在内的第4支队;新生活运动总会、励志社、行政院战时服务团在内的第5支队。并由各机关共同组织干事会,督导各队工作。

  1940年4月6日,以谷正纲为总队长、洪兰友为副总队长的“陪都空袭服务总队”正式成立,当时报名参加者多达4000余人,数月后即增加到263队7600余人。到1940年7月,重庆市直接参加空袭服务工作的除重庆防空司令部所辖3个正规团外,尚有防空司令部、警备司令部、社会局交通工人服务大队、宪兵第3团、第12团、红十字会救护队所属人员1万余人,空袭服务总队医护委员会所属重伤医院、救济站人员453人,负责水电维修的工人1236人,服务总队各分队5830人,总计近2万人。他们遍布市区的各行各业及各个地区,每当日机袭渝遁去,炸弹仍在爆炸,大火还在燃烧之际,广大空袭救护人员即从各个角落出现,奋不顾身地奔赴火海,或协助疏散、义务搬运,或于空袭前后维护交通,或劝告市民避难以减少牺牲,或帮助同胞抢救物资,或挖掘、抢救被炸、被毁物资和人员,或填补弹坑恢复市面等等。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空袭与反空袭、轰炸与反轰炸的搏斗中,先后牺牲的防护队员、救济人员,不计其数。他们这种舍身取义的牺牲精神,得到了重庆各界的普遍赞誉和感谢。1940年6月至7月,全国慰劳总会曾两次携带礼品、现金等对救护人员进行慰问,并分别赠送防空司令部“指挥若定”、警备司令部“保国卫民”、宪兵第3团和第12团“巩固后方”、空袭服务总队“智仁勇”、社会局交通工人服务大队“忠勇服务”、医护委员会及红十字会救护队“固我国本”镜框各一面。同时,该会还代表全国人民,致书全体防护队员,高度赞扬他们“每次在敌机轰炸的前后,诸位同志都冒着生命的危险,发挥着大无畏的精神,为国家为同胞而服务”的崇高精神,称赞他们在救护工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功绩,“正与前方将士杀敌的功绩,同样伟大,也同样的占着中华民族抗战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并对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不怕牺牲,英勇奋斗的精神,致最诚挚的敬意和慰问。”

  重庆市各界民众也于1941年2月12日在国泰大戏院举行重庆市民众慰劳空袭各团队大会,对全体防护队员“协助政府,英勇服务,福利民众”的精神,“推崇备至”。

  国民政府迁渝后,为从空中加强对重庆的防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航空委员会决定在重庆附近的大中坝、旧市坝、白市驿同时修建军用飞机场,并决定由四川省第三行政督察区(即现在重庆市辖区)所属各县区负责修筑。

  第三行政督察区公署奉令后,于1939年12月6日成立“航空委员会修筑白市驿机场工程处”。为提高效率,节省人力物力,又在专署内成立“第三行政督察区修筑各机场办事处”。

  第三行政督察区规定,按所辖各县区人口总数的千分之一(后增加到千分之三)征调年满18岁至45岁的壮年男丁(现任公务员、学校教职员、在校学生、出征军人家属及有残废者除外),在100天内将各机场修筑完工。各机场应征民工及所承担的县区是:修筑白市驿机场,需民工8000人,由巴县、江北、邻水、永川、璧山、长寿、涪陵、泸县及三峡实验区担任;修筑大中坝机场约需5000人,由江津、綦江、合江、南川等县担任;修筑旧市坝机场约需5000人,由铜梁、大足、荣昌、合川、安岳、遂宁、武胜、潼南等县担任。同时规定修筑机场的普通工具如锄头、扁担、箢篼、绳索及衣被等,均由民工自备。为达到“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的目的,补助各被征民工家眷的生活,在各县区民工修筑飞机场期间,由辖区内富绅摊派优待谷或慰劳金。

  12月20日,修筑白市驿飞机场的工程正式开工,各县民工在总队长、区队长、中队长的率领下,不顾严冬的寒冷,用最原始的工具,挖的挖、抬的抬、运的运,从事着这一项艰巨工程。他们以县、区为单位,分别划定工区,有条不紊地努力工作。尽管每人每天只有力资3角5分(因雨停工时减为2角5分,自1940年5月6日起,每人每天无论开工、停工均增为4角——作者注),伙食每餐仅一种菜并时常吃稀粥,但在爱国主义精神的鼓舞下,出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烧杀掠夺、狂轰滥炸的愤恨,他们克服一切困难,每天早上4点钟起床,4点半早餐,随后即开始出工。中午12点午餐,晚上7点钟晚餐,每天工作达10多个小时。

  1940年3月12日,第三区公署又因江北、巴县要征调民工1万名修筑汉渝公路,不能继续担任机场工作,遂电令原征工各县均照原配额加征1倍,计永川2400人、荣昌2000人、铜梁2400人、大足2400人、璧山2000人,三峡实验区400人,并要求各县,按民工占85%,石工占15%的比例征调。此外,为加快工程进度,又征调长寿、涪陵、泸县等县民工数千人,协助白市驿机场的修筑。各县奉令后,再次令所属各区署、镇保,按量征调,并于3月25日配齐赴工地服务。

  在修筑飞机场的工作中,广大民工及其领队除努力工作,互相展开劳动竞赛外,还学习修筑邛崃机场的夹江县民工总队长何本初的经验,“利用工作时间,提倡各级队长担土运动”。总队长、总队副每人每天担土4挑,区队长每人8挑,中队长每人12挑,小队长每人24挑。以此加速工程进度,激励民工精神。在此精神的鼓舞下,各民工昼夜不停、加班加点地工作。未被征调的各家庭特别是各富绅,也本着抗战期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最高原则,为慰劳被征民工,扶助其家眷生活,纷纷捐献、募集优待米或慰劳金,时人称之为“踊跃输将,共襄之举”。位于北碚的天府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也在总经理孙越崎的支持下,积极支持此项活动,当三峡区第一批征工200名时,该公司即捐助慰劳金800元。5月以后,三峡区奉令在原有基础上加征三分之二(后又奉令加征1倍)。为此,区长卢子英致函孙越崎,要求天府矿业公司再捐慰劳金1600元,该公司也很快缴清。其他如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也大都积极踊跃地或捐款,或帮助被征家属解决各项困难。

  经过万余名民工长达8个多月的艰苦努力,修筑白市驿机场的工程到1940年8月底基本结束。这期间,全体民工“既经严寒酷热之苦,复受敌机屡炸之险”,但他们“亦知国防工程之重要,常群策群力,不惧寒暑,不畏艰巨,始终冒险受苦而不怨,卒使工程最先完成”。

  1940年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加强对重庆的直接防卫,令军令部研制了《重庆防守计划大纲》。1941年1月1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颁发该大纲,并责令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负责构筑守备重庆的复廓及核心阵地,并于外围各要点构筑据点工事,以期阻止敌人之进攻。”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奉令后,即调派所部45补训处第166师、196师各部及该部坑道第1、2、3队近万人分别担任修筑各地军事工程的任务,并征调大批民工、石工,作一些基础性的工作,以补部队力量的不足。由于此时空袭相对减少,人力、物力、财力充裕,加之军事工程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因而各个军事据点、掩体、碉堡的修筑速度相当迅速,到1943年11月,已先后完成第1、2、3期军事工程。

  战时重庆军事工程的修筑,最主要、最直接的目标就是保证战时首都的安全,保证政府首脑机关、军事指挥中心及其他各级职能部门得以顺利地行使其职权。因此,修筑重庆的各项军事工程,对抗战毫无疑问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积极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这是重庆人民的责任,也是重庆人民的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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